第一次翻译成品纪念。
原作：Fernando Sorrentino's "A Lifestyle"，英译本 by Thomas C. Meehan
译者：好人难寻
我年轻的时候，在成为农场主和牧人之前，曾经做过银行职员。这一切的由来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只有24岁，也没什么近亲。我住在这同样的一间小公寓里，公寓在圣弗街上，坎宁和阿拉奥兹之间。
如今，众所周知，即使在弹丸之地上也难免有意外发生。就拿我来说，这曾经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故；我打开门准备去上班的时候，钥匙断在了锁眼里。
在徒劳地鼓捣了一会儿螺丝刀和钳子以后，我决定给锁匠铺子打个电话。在等锁匠来的时候，我跟银行打了个招呼说我会晚点过去。
幸好，锁匠来得挺及时。说起这个人，我只记得他看起来虽然年轻，头发却全白了。我透过猫眼对他说：“我的钥匙断在锁里了。”他在空中飞快地比划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断在门背后？这样事情更麻烦了。我至少得在这上面花三个小时，所以你差不多要付……”
他报了一个高得吓人的价钱。
“目前我家里没有这么多现钱，”我答道，“不过我只要出得了门，就去银行取钱付给你。”
他责备地看着我，好像我对他提了什么不道德的要求似的：“我很抱歉，先生，”他带着彬彬有礼的教训口气说道，“可我不仅是阿根廷锁匠联盟的创始成员，也是我们组织章程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这里面钻不了空子。假如你有幸读到这份振奋人心的文献，你就会知道，在讲‘基本原则’的那一章里写过，优秀的锁匠绝不在工作结束后才收钱。”我笑了笑，难以置信，“你肯定在开玩笑吧。”
“我的好先生，阿根廷锁匠联盟的章程这事儿可绝不是开玩笑的。撰写章程，每一处细节都不能忽视，林林总总的章节都要按照基本的道德原则来写，可是费了我们好多年的辛苦研究。自然，这份章程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用语常常隐晦难懂。不过我觉得你应该能理解序言的第七条：‘钱能开门，门为钱开’。”
我不准备接受这么可笑的解释。“拜托了，”我对他说道，“讲点道理吧。你只要帮我把门打开，我马上就把钱给你。”
“不好意思啊先生，每一行有每一行的规矩，咱们锁匠这一行的规矩是铁打的。再见，先生。”
然后，说完那句话，他就走了。
我不知所措地呆立了一会儿。之后我又给银行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当天可能上不成班了。后来，我回想一下那个白发的锁匠，告诉自己：“那人是个疯子。我得给另一家锁匠铺打电话。以防万一，不到他们替我把门打开的时候，我绝对不先说自己手头没钱。”
我在电话簿里翻找出号码，拨了过去。
“地址在哪？”一个戒备的女声问我。
“圣弗街3653，公寓10-A。”
她犹豫了片刻，让我重复了一遍地址，才说：“不行，先生。阿根廷锁匠联盟的章程规定我们不能跟那个住址的人做任何生意。”
我腾地蹿起一股怒火：“你给我听好了！别丢人……”
她没等我说完就挂断了。所以我又打开了电话簿，打了二十来个电话，尽可能找遍了锁匠铺。他们一听我报出地址，全都直截了当地拒绝这份活计。
“好吧，”我安慰自己，“我总会找到其他办法的。”
我找了这栋楼的门房，把情况向他描述了一遍。
“有两个问题，”他回答道，“第一，我不知道怎么开锁。第二，即便我知道怎么开锁，我也不会帮你开，因为我的职责仅限于把大楼打扫干净，不让可疑的鸟儿飞出笼子。再说，你给再多的小费也不算多。”
然后我变得非常神经质，做了一连串毫无意义毫无逻辑的事情：我喝了杯咖啡，抽了支烟，坐下，又站起来，走了几步，洗了洗手，再喝了杯水。
之后，我想起了莫妮卡·迪奇亚夫。我拨了她的号码，等了一会儿，然后听到她的声音。
“莫妮卡，”我说道，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温柔语调，“一切都还好吗？最近过得怎么样，宝贝儿？”
她的回答吓得我一抖：“哟，你总算记得给我打电话啦？我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爱我。快两星期了，我连你的一点音讯都没有。”
我没那个能耐跟女人吵架，尤其在跟那时一样心虚的情况下。然而，我还是试图迅速地向她说明我碰到的棘手情况。我不知道她是没听明白还是不肯听我说完。她挂断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谁都别想玩弄我。”
现在我不得不开始第二轮毫无意义毫无逻辑的忙活。
然后我打给银行，希望某位同事能过来帮我开一下门锁。不幸的是正好轮到恩佐·巴莱德斯接电话，他喜欢开傻呵呵的玩笑，令我很是讨厌。“所以说你出不了家门？”他十分恶劣地惊呼道，“你为了不来上班，真是什么理由都想得出来啊！”
我被一股差不多想要杀人的冲动攫住了。我挂了电话，又拨了一个，要求米开朗琪罗·拉坡塔接电话，他要稍微机灵点儿。果然，他似乎对解决问题挺有兴趣：“告诉我，坏的是钥匙还是锁？”
“是钥匙。”
“钥匙断在锁里面了？”
“有一半断在里面，”我答道，已经被问题搞得有点恼火，“另外一半在外面。”
“你没试过用螺丝刀把堵在里面的一小块弄出来？”
“我当然试过，但弄不出来。”
“好吧。这样的话，你最好还是找个锁匠。”
“我已经找过了，”我反驳道，使劲压抑着快要把我呛住的怒火，“可是他们要在干活之前收钱。”
“那就先给钱，不就行了。”
“可是，你看不出来吗，我身上没钱。”
他变得兴味索然，“哥们儿，这么抠门，你肯定也有问题。”
我一时间想不出怎么回答。我本来要问他借点钱的，可他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我什么都想不出来了。
那一天就这么结束了。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开始给更多人打电话。但是——这事经常发生——我发现电话机出了故障。这是另一个无解的问题：没有电话机，我怎么打电话找维修人员？
我来到阳台上，开始向经过圣弗街的行人大喊大叫。街上的噪音震耳欲聋，谁能听见有人在十楼呼喊呢？最多不过是偶尔有个人漫不经心地抬起头来，然后又继续走了。
之后，我把五张纸夹着四张复写纸放进打字机里，打出下面一行信息：“女士或先生：我的钥匙断在锁里了。我已经被锁在家里两天。求求诸位，做点什么放我出去吧。圣弗街3653，公寓10-A。”
我把五张纸从栏杆边扔了下去。从这个高度扔下去，几乎没有垂直下落的可能性。它们随着一阵不可预料方向的风飘荡了很久。三张纸掉在街道上，很快就被无休无止的车流碾过，染黑。另一张落在商店的雨棚上。第五张掉在人行道上，很快，一位身材矮小的先生捡起了它并读了上面的内容。而后他抬起头来，左手遮在眼睛上方。我朝他露出一个友善的表情。那位先生把纸撕成无数碎片，怒气冲冲地把碎片扔进了排水沟。
简而言之，之后的好几周，我继续作着各种各样的尝试。我从阳台上扔下数以百计的求助消息；要么它们根本就没被人看见，要么有人看见了却不当回事。
有一天我看见从公寓门缝里塞进来的一封信。由于没有付款，电话公司停了我的服务。然后接连不断地，我的天然气，电，和水，都被停了。
一开始，我挥霍无度地用尽了自家的储备物资，但我及时醒悟了自己在做什么。我在阳台上放置容器以接收雨水；挖走开花植物，在花盆里种植番茄，小扁豆，和其他蔬菜，充满关怀且不辞辛劳地照料它们。我也同样需要动物蛋白，因此我学会了饲养昆虫、蜘蛛、老鼠，圈养它们并使它们繁殖；有时候，我也偶尔能抓住一两只麻雀或鸽子。
晴天时，我设法用放大镜和纸点火。我逐渐把书本，家具，地板，当作燃料一一烧掉。我发现一间屋子里除了必需品总有多余的东西。
我住得颇为舒适，虽然缺少一些东西。比如，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看报纸，也不能使电视机或收音机正常运转。
我通过阳台观察外面的世界，发现了一些变化。在某个时间点，电车停止运营。我不清楚这发生在多久之前了。我已完全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只有那面镜子里映出我的秃头和长长的白胡须，以及关节的疼痛，提醒着我自己已经到了风烛残年。
我会放任思绪游荡，聊以自娱。我无所畏惧，也没有了雄心壮志。
总之，我过得相当幸福。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