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难寻。

情怀不如产出,情怀不如产出,情怀不如产出。

翻译课大作业存档

呕心沥血……我到底为啥要选这么长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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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大拿,迈尔斯城  

爱丽丝·门罗 著

好人难寻  译

 

父亲穿过田野走来,扛着那个淹死的男孩。一起出去找的有好几个人,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搬尸体。他们各个浑身泥水,精疲力竭,走路的时候垂头丧气,仿佛受了什么奇耻大辱。就连那群狗都沮丧不已,毛皮上还在不断滴落冰凉的河水。几小时前刚出发的时候,众犬骚动不安,嗥叫不止,众人神经紧绷,态度坚定,整个场面弥漫着一触即发又难以言喻的激动。他们意识到将会找到些耸人听闻的东西。

这男孩名叫史蒂夫·高利,只有八岁。现在他的头发和衣裳都成了泥浆色,还粘着一些落叶、嫩枝和青草的碎屑,就像冬天被弃置不用的一堆废料。他脸部向里,朝着父亲的前胸,但我能看见一个鼻孔和一只耳朵,都塞满了绿油油的淤泥。

我觉得事实不是这样。我没有亲眼目睹这个场景。或许我看见父亲扛着他,其他人跟在后面,再是那群狗,但不可能得到允许走得那么近,近到足以看清他鼻孔里的淤泥。肯定是我听到有人在谈论这些细节,才幻想自己看见了。我瞧见他的样貌除了有泥巴外一点没变,还是史蒂夫·高利那张熟悉的脸,棱角锋利、神情鬼鬼祟祟,而事实绝不可能如此。他应该面部肿胀,容貌大变,在水里浸泡了很多个小时,也许整张脸都覆盖着淤泥。

不得不把这样的噩耗和遭遇不幸的证据传达给一个焦心如焚的家庭,尤其传达给一位母亲,会让搜寻人员的内心更加沉重,但现实情况比这更加糟糕。史蒂夫·高利没有母亲,也没有祖母,阿姨甚至姐妹,没有任何一个女性家庭成员来认领他,给予他相应的哀悼,据别人说,这是更大的耻辱。他父亲是个雇佣工,酒量很大却不至于嗜酒如命,性情古怪,毫不风趣,虽然为人并不友善,却也不常惹事生非。他当上父亲是事出偶然,至于孩子的母亲弃他而去,把孩子丢给他照看,父子俩自此相依为命,似乎也是事出偶然。父子俩住在那种屋顶陡峭、铺着灰色木瓦的乡下人房子,大概只比棚屋好上那么一点;父亲动手修了屋顶,在门廊里垫了支承,非常及时,不多不少。他俩的生计也以差不多的方式勉强维持,刚刚好没到需要儿童救助金补助的地步。他们不在一起吃饭,也不给对方煮饭,但他们总有吃的。有时候他爸会给史蒂夫钱去超市买吃的,旁人看见史蒂夫总是买些能填饱肚子的食物,比如做煎饼的面团和通心粉晚餐。

我对史蒂夫·高利很是了解。我不喜欢他的时候比喜欢他的时候要多。他比我大两岁,每周六总是在我家附近逛来晃去,不管我在做什么他都要冷嘲热讽,又每时每刻缠着我。我荡秋千的时候他总少不了跟我抢秋千,如果我不肯让,他就过来推我一把,惹得我发脾气。他总是逗弄我的狗。他总是给我惹麻烦,鼓动我去做自己一个人绝不会想到去做的事情,后来我意识到这是故意为之且满怀恶意的。比如在土豆只有玻璃弹子一般大的时候就把它们挖出来看长到多大,推倒一摞柴火拢成一堆然后站在顶上往下跳。学校里我们从来不说一句话。他虽然不算饱受折磨,却很孤独。但每个星期六早上,当我看见他清瘦镇静的身影翻过雪松筑成的篱笆滑进院子,我就知道我将要惹一出乱子,而他将决定我们该做什么。有时候并不出格,我们在河边的牧场假扮成牛仔去驯服野马,离史蒂夫淹死的地方不远。我俩既是马,又是骑手,一会儿尖叫一会儿学马嘶,相互冲撞,挥动树枝做的马鞭,旁边无名的小河流入南安大略省的索根河。

葬礼在我家举行。葬礼应当有一大批人出席,史蒂夫父亲家没有足够的空地容纳。我还记得拥挤的房间,却对史蒂夫躺在棺材里,对牧师和花环都没有印象。我记得自己拿着一朵花,一朵洁白的水仙,肯定是从摆在室内的花瓶中摘的,因为那时令还太早,树林里的连翘,延龄草和金盏花都没有开。我站在一群孩子中间,每个人都拿着一枝水仙。有人在弹奏我家的钢琴,我们唱起儿童赞美诗:“当他来时,当他来时,赔偿他的宝石”。我穿着系结的白长袜,奇痒难忍,膝盖和脚踝那里还起皱。腿上长袜的触觉奇妙地和记忆里另一种感觉交织在一起,这感觉难以形容,和大人有关,尤其是我父母。我父亲把史蒂夫的尸体从河边带回来,我母亲肯定操办了葬礼的大部分事宜。父亲穿着深蓝色西服,母亲穿着领口有奶白色缎子滚边的棕色天鹅绒长裙,他们并肩而立,随着赞美诗翕动嘴唇,我离他们很远,在一排孩子当中望着他们。我感到一阵狂怒而病态的恶心。孩子有时面对大人会感到恶心,他们身材高大,身形笨重,力量膨胀;呼吸粗重,举止粗野,毛发浓密,还有可怕的汗臭。但我的感觉不仅限于此,随之而来的愤怒也没有尖锐和自尊受挫的成分。我终于可以弯下腰,捡起石头丢向史蒂夫·高利的时候,也不觉得解脱。这感觉不被理解也莫可名状,很快便沉寂下去归于一种沉重的心绪,但消逝之前我偶尔能捕捉到一点稀薄却熟悉的恐惧。

大约二十年后,1961年,我和我丈夫安德鲁拥有了第一辆新车,第一辆全新非二手的车。这是辆牡蛎色的莫里斯·牛津车(卖家对这颜色有更好的称呼),一辆空间很大的小型车,足够承载我俩和两个孩子。辛西娅六岁,梅格三岁半。

安德鲁拍了张我站在车边的照片,我穿着白裤子,黑翻领毛衣,戴着墨镜,倚着车门,侧过臀部以看上去更苗条。

“好极了。”安德鲁说,“真美,你像杰基·肯尼迪一样。”大概在整个美洲,深色头发、苗条又衣着入时的年轻女性拍完照片,都会被称赞长得像杰基·肯尼迪。

安德鲁给我,给孩子,房子,花园,给我们的旅行生活和财产都拍了很多照片。他把照片印出来,仔细地做好标记,寄给安大略省的他母亲、他阿姨和姨夫。他也给我印了一份照片,好让我寄给同样住在安大略省的我父亲,我会去寄,只不过不及他频繁。他只要看见以为我已经寄出的照片还散落在家里,就会困惑又恼怒。他喜欢把这份记录传递出去。

那年夏天,我们没有寄照片,而是把人带了过去。我们驾驶着新车,从现居的多伦多开回安大略,我们依然称之为“家”的地方。五天去,十天住,五天回。安德鲁第一次有了整整三星期假期,他在英属哥伦比亚水电局的法务部上班。

星期六早上,我们往车里塞进旅行箱,两个保温杯,一个装咖啡一个装柠檬汁,一些水果和三明治,图画书和填色书,蜡笔,绘画板,驱虫剂,毛衣(以防山里天气变冷),以及两个孩子。安德鲁锁上房门,辛西娅礼节性地说了句:“再见,房子。”

梅格也说:“再见,房子。”她又问:“现在我们住哪儿啊?”

“又不是永别,”辛西娅说道,“我们还会回来的。妈!梅格觉得我们再也不会回来啦!”

“我没有。”梅格否认,踢了踢我的椅背。

我和安德鲁戴上墨镜,驱车离开,沿着狮门大桥穿越温哥华的主城区。我们离开了自家,街区,城市,以及在华盛顿和英属哥伦比亚的交界处,离开了祖国。我们沿着最北面的路线穿过美国向东行驶,到安大略省的萨尼亚重新驶回加拿大。我不知道为何选了那条路线,是因为横加高速那时尚未竣工,还是因为我们就想穿过一个陌生的、哪怕只有一点点陌生的国家,感受额外的刺激和冒险。

我俩都兴致高涨。安德鲁对车赞不绝口,他说驾驶新车比旧车舒服太多,那辆1951年的奥斯丁车在坡道上减速减得慢吞吞,气质像个吹毛求疵的老太太。他就是这么说的。

“这辆车的气质像什么?”辛西娅问道。她留心听我们说话,喜欢学着用“气质”这样的新词。她往往能用对。

“精力充沛。”我说,“有点像赛车。这不是炫耀。”

“理智又有档次,”安德鲁说,“跟我的气质一样。”

辛西娅思考了一会儿,谨慎而自豪地说道,“也就是跟你想成为的样子一样,是吗爸爸?”

我高兴则是因为离家。我热爱出发远行。即便在家,我也常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有时是躲开孩子,更多是躲开未竟的工作,响个不停的电话铃,同邻居打交道。躲起来是为了沉浸于真正的工作,追求自我中遥不可及的一部分。我困居在围墙之中,努力想抓住什么却总是失去。但在远行时这不难做到。我可以和安德鲁聊天,和孩子谈心,他们指哪里我就看哪里,不论标志牌上的猪,田里的马驹,还是带旋转支架的大众汽车;也可以把柠檬汁倒进塑料杯。这些片段一直在脑海中回旋。我能找到那一块必不可少的自我,这让我喜悦又充满希望。当一个观察者才能做到这一点。观察者,而不是看守者。

我们在埃弗雷特向东转,驶上了瀑布山。我把地图上的路线指给辛西娅看,先给她看了全美国地图,包括加拿大最南部,再拿出即将经过的每个州各自的地图:华盛顿,爱达荷,蒙大拿,北达科他,明尼苏达,威斯康辛。我向她指出穿过密歇根湖的虚线,那是坐船的路线。然后横跨密歇根,开到安大略省萨尼亚那座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桥。到家了。

梅格也想看。

“你又看不懂,”辛西娅说。但她还是把路线图拿到了后座。

“坐直。”她对梅格说,“坐好了,我就给你看。”

我听见她非常准确地向梅格描述路线,就像我做的一样。她查阅了每个州的地图,知道怎么用字母顺序查找。

“你知道那条线是什么吗?”她说,“是一条路。那条线就是我们走的这条路。我们正沿着这条线走。”

梅格什么都没说。

“妈,指给我看现在我们在哪儿。”辛西娅说。

我接过地图,指出两座山之间的路,她拿回去指给梅格看。“看见那条弯弯曲曲的路了吗?”她说,“弯弯曲曲,因为有很多个转弯。这些弯曲就是转弯。”她翻了几页又等了半晌。“现在,告诉我我们在哪儿。”过会儿她对我喊道,“妈,她能理解!她指出来了!梅格能看懂地图!”

我现在发觉我俩似乎给两个孩子设定了不同的性格,让她们扮演各自固定的角色。辛西娅聪明,勤奋,敏感,谦逊,谨慎。有时我们调笑她太过全神贯注,太急于求成,反而不符合我们对她的预期。任何责备,错误或回绝她都会深深铭记在心。她金发白肤,鲜明地体现日光、大风、骄傲或羞耻对她的影响。梅格长得更壮实,也更沉默寡言,并不叛逆,有时却十分固执,神秘难测。对我们而言,她的沉默意味着个性的力量,负面情绪则是冷静和独立的标志。她的棕发被剪成直刘海,眼睛是浅褐色,清澈而灿烂。

我们满足于这些性格,沉醉于相符之处也沉醉于相异之处。我们厌恶为人父母那套沉重、陈腐的方法,我恐惧变成某种特定的母亲形象——身形松弛,行动时带着羊毛味道和奶香,安详地做着琐碎小事。我觉得那样的母亲耗费的一切精力和负担,都是绞痛、遗尿和哮喘的来源。我偏好另一种形象,为杂志专栏主笔的全职母亲那种假装的绝望和夸张的讽刺。在那些杂志文章里,孩子极度执拗,刻薄,任性,无法掌控。那些善用智慧的母亲也同样无法掌控。现实生活中的母亲们则会打来电话,得到我的热情迎接,“我家的小魔王也许在您家?”她们咯咯而笑,拥有的远远不止母性的奶香。

我们看见一只死鹿,捆得严实,扔在载货卡车车斗前部。

“有人打死了它,”辛西娅说,“猎人射中了这头鹿。”

“还没到狩猎季,”安德鲁说,“他们可能是在路中央射中它的。看那块‘有鹿通过’的标志牌。”

“我们打中鹿的话我会尖叫的,”辛西娅断然道。

我给孩子们做了花生酱橘子酱三明治,给我俩做了三文鱼蛋黄酱三明治。但我没放生菜,安德鲁有点失望。

“没有生菜。”我说。

“你就不能买点?”

“为了夹在三明治里我得买一整棵生菜,不值得。”

我撒谎了。我只是忘了。

“三明治夹生菜好吃多了。”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别发神经。”

“我没发神经。我就喜欢三明治夹生菜。”

“我只是觉得没那么重要。”

“要是我不给油箱加油呢,重不重要?”

“那不一样。”

“唱首歌吧。”辛西娅说。她开始唱道:

“有一天五只小鸭一起出发,

翻越山岭,路途遥遥。

一只小鸭叫着:

‘呱——呱——呱。’

四只小鸭游回家。”

安德鲁紧握我的手,说道:“别吵架了。”

“你说得对,我是应该买生菜。”

“这事没那么重要。”

我希望对安德鲁的感觉能汇聚成一种持久而可靠的感情。我甚至尝试过列两张清单,一张写喜欢他什么,一张写讨厌他什么,汹涌澎湃的亲密关系中的爱与憎。可还是放弃了,因为它只证实了已知的事情;我极度自相矛盾。有时他的脚步声听起来都专横,嘴的位置都长得自命不凡又尖酸刻薄,沉重死板的身躯硬生生阻挡着我享受生活中任何喜悦,他那男性权威有所察觉、甚而尽职尽责地这样做,怀着龌龊的快感。然而,卸下警惕心后,他成了我的好朋友和不可或缺的伴侣。我感受到他骨骼虽轻盈,看法却持重,他的爱很是脆弱,我原以为他的爱比我的爱更纯粹直白得多。有时不知变通和循规蹈矩让我深受触动,有时又令我嗤之以鼻。我觉得作为一个天生的丈夫,父亲,养家糊口的角色,他是多么卑微,相对而言,我心里总有自我的怪物在偷偷作祟。并不是偷偷作祟——对他来说。

吵到最后,我们总是抛出自以为最丑陋的真相。“我知道你本质上自私自利,不能信赖,”有次安德鲁说,“一直知道。我也知道我就是爱你这一点。”

“是啊。”我说,有些难过又漠不关心。

“我知道离开你就能过得很富裕。”

“对。”

“你离开我也会更幸福。”
    “没错。”

最终——最终备受折磨又冰释前嫌的我俩握着彼此的手放声大笑,嘲笑两个人自己不明是非。那些怨怼,悲伤,自省,我们轻巧地避而不谈,称它们别有居心。我们晚餐应该开瓶酒,或者开个派对庆祝。

我有很多年没见安德鲁了,不知道他是否还那样瘦,头发有没有完全变白,坚持要吃生菜,总说实话,还那么精力充沛又饱受失望。

 

那晚我们宿在华盛顿州的韦纳奇,那儿有几个星期没下雨了。我们在傍树而建的餐厅吃晚饭,那不是种在盆里的小树,而是又高又壮实的棉白杨。晨光熹微,我们离开得到灌溉的山谷,攀上干燥、陡峭、岩石嶙峋的山坡,山坡看起来通向更多山陵。山顶有一处宽广的高原,斯波坎河和哥伦比亚水系滔滔流过。田野和草地一望无尽,这儿有笔直的道路,带谷仓的小村庄。实际上,有块标牌说我们穿过的道古拉斯县是全美小麦产量第二。镇上种着遮阳树,至少我觉得是人工种植的,乡下不会长这样高大的树。

这一切令我感到十分亲切。“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我问安德鲁,“因为这不只是风景吗?”

“它让你想起了家,”安德鲁说。“思乡之情太重。”他语气是很和善的。

我们提到“家”指的是安大略,心里想到的场景却截然不同。我家是个火鸡养殖场,父亲是个鳏夫。由于房子是母亲生前住过的,裱过墙纸,重新粉刷,打扫干净,摆好家具,显得疏忽,又有点太热衷于社交。我母亲绝不会料到或容忍这屋子里进行的生活方式,为火鸡场员工,除内脏和拔毛工人办聚会,偶尔一两个青年会暂住一段时间,邀请他们的朋友举办临时聚会。我觉得这种生活比我父亲孤单一人要强,我并不反对也没有资格反对。安德鲁不爱去那儿,这很自然,他不是那种坐在厨房桌边和火鸡场工人插科打诨的人。他激怒过他们也为他们所不齿,似乎我父亲在他们在场的时候也不得不向着他们。很难忍受的并不只是安德鲁,我虽然能接受那些笑话,也忍得很辛苦。

我渴望回到养火鸡之前,那些童年岁月。我家养奶牛,把牛奶卖给奶酪厂。火鸡场不像奶制品场或养羊场那样光鲜,能明显看出养火鸡是为了做成冻鲜肉和饭桌上的佳肴。火鸡从不伪装它们也有自己的生活,比如在田园诗风光里放牧的牛群,或斑驳果园里放养的猪。火鸡笼狭长,高效,是个锡棚,没有日照、干草、温暖的牲口棚,即便粪便味也比一般棚里的粪便更稀薄、更令人作呕。没有一点干草卷,铁栅栏,鸣鸟,开花的山楂的影子,火鸡被放养到同一块狭长的、采摘干净的田地,看起来不像大型鸟类,而像洗净的衣物在飘动。

那时我母亲去世不久,我已经结婚,正整理行装准备去温哥华与安德鲁同住,之前我单独和父亲在家里住了几天。暴雨翻来覆去下了一整夜。清晨,我们发现火鸡田被淹了,至少淹了低洼部分,就像湖上耸立着座座岛屿。我们把火鸡聚在一起赶到这些岛屿上,它们就是这么蠢。(父亲会说:“你了解鸡吗?你知道鸡有多蠢吗?跟火鸡比起来,鸡就是爱因斯坦。”)但火鸡成功地聚到高处,没被淹死;现在它们就会推推搡搡,互相让对方窒息,然后冻死。我们等不到水位下降就坐着旧划艇离开。我划桨,父亲把打湿的胖火鸡抓进船舱,把它们带回火鸡棚。还下着小雨,这工作又难又荒唐还十分难受。我们却纵声而笑,和父亲一起工作我很兴奋。一切艰难、骇人的重复性工作都令我感到亲切,体力耗尽,头脑空白(虽说有时精神会格外清醒),我思恋家乡和这种生活。我想,要是安德鲁见到我一身泥泞两手通红地站在雨中,试着在划船同时抓住火鸡的腿,他可能只想让我离开那里,忘掉那件事。这粗野生活和我对它的迷恋叫他生气。我觉得我不该和他结婚。那和谁结婚?火鸡场工人?

我不愿意待在那里,离开会让我难过,但有人试图挽留则会让我更不好受。

安德鲁的母亲住在多伦多,公寓楼俯瞰缪尔公园。安德鲁和他妹妹都在家时,他母亲就睡在客厅。她的医生丈夫在孩子们没到上学年龄时就去世了。她报名了秘书培训班,大萧条时以跳楼价变卖房产,搬到这间公寓,设法抚养孩子,期间得到妹妹卡罗琳和妹夫罗杰这些亲戚的帮助。安德鲁和妹妹上了私立学校,暑假还去野营。

“这大概是新鲜空气基金在自谦吧?”有一次我这么说,对他自称以前很穷非常鄙视。在我眼里,安德鲁生活在城市里,衣食无忧还过分讲究。他母亲在百货公司的办公室上班,在噪音和刺眼灯光中工作一整日,回到家时头疼不已,我却从不觉得她的人生艰难或是值得尊敬。我觉得她自己都不认为她值得尊敬——至多不幸罢了。她忧虑单位的工作,穿衣打扮,烧饭做菜,两个孩子,最忧虑的则是罗杰和卡罗琳怎么看待她。

卡罗琳和罗杰住在公园以东,一间漂亮的石房子里。罗杰个子很高,谢顶,一脸雀斑,胃部又鼓又硬。喉咙动过手术没法用声带,说话只能发出粗哑的低声细语,但每个人都会集中注意力。有次我们在石房子里吃晚餐,餐厅家具都沉重、宏伟,泛着深色的闪光,那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问题跟惠特克·钱伯斯[1]有关,《周六晚报》上刊登过他的故事。虽然口吻温和,他猜到了我危险的意图,开始叫我葛罗米柯女士[2],他断言那是出于我的“同情心”。也许他真心渴望棋逢对手,却一直没能找到。晚饭时,我看见安德鲁为他母亲点烟时手在颤抖。他姨夫罗杰供他上学,是好几个公司的董事。

“他就是个固执己见的老头子,”后来安德鲁埋怨我,“你干嘛要和他争?”

我们离开温哥华之前,安德鲁的母亲写道,“罗杰好像对你俩要买辆小型车的主意很感兴趣!”感叹号显示出她的忧虑。那时,尤其在安大略省,买一辆欧洲产的小型轿车而不是美国产的大型轿车有着某种宣示的意味,宣示罗杰可能打那以后一直在嗤笑我俩。

“那辆车也没那么小。”安德鲁怒气冲冲地说。

“问题不在这里,”我说,“问题是,这关他什么事!”

 

第二晚我们住在米苏拉。在斯波坎的加油站有人叮嘱我们,二号高速到处在施工,我们开在一条炎热又灰尘滚滚的车道上,又要等待很久,所以改道上了洲际公路,途径科达伦和凯洛格去蒙大拿。离开米苏拉后,向南开往布特,又绕道去了首府海伦娜。我们在车上玩“猜猜我是谁?”

辛西娅已经死去了,她来自美国,是个女孩。可能是位女士。她不是故事里的人物。电视上没见过她。辛西娅从来没在书上读到过她。她不在任何去上幼儿园的人当中,也不是任何一个辛西娅的朋友的亲戚。

“她是人类吧?”安德鲁忽然狡黠地问。

“不是!你刚才没问!”

“是种动物,”我条件反射地说。

“这算问题吗?已经十六个问题了!”

“不算。我只是在思考。一只死去的动物。”

“是那头鹿。”梅格说,她没参与这个游戏。

“这不公平!”辛西娅说,“她没在玩!”

“哪头鹿?”安德鲁问道。

我说:“昨天那头。”

“是前天,”辛西娅说,“梅格没在玩,没人答对。”

“卡车上那头鹿。”安德鲁说。

“是位鹿女士,因为她没有角,她来自美国,而且死了。”辛西娅说。

安德鲁说:“我觉得这挺病态的,扮演一头死鹿。”

“我猜对了。”梅格说。

辛西娅说:“我知道什么叫病态。这只是叫人郁闷。”

海伦娜,这座曾有银矿的城市,即便沐浴在晨曦里也显得如此荒凉。波兹曼和比林斯一点也不荒凉,它们生机勃勃,铺展成片,数英里炫目的金箔飘扬在旧车市场之上。我们又热又疲惫,连“猜猜我是谁”都玩不下去了。这些繁华又乏味的城市令我忆起安大略省那些相似的城镇,记起在那儿等待我们的究竟是什么——罗杰和卡罗琳的餐厅里沉重如墓碑的家具,为了那些晚宴我必须熨好孩子的衣裙,关照她们怎么使用叉子,也想起一百英里开外的另一张餐桌,我父亲的雇工们开的玩笑。而我所幻想的乐趣则在二者之间,遥望着田野,在一家带风扇的旧药房里喝可乐,药房有着高高的压制锡吊顶。

“梅格睡着了,”辛西娅说,“她浑身发烫,和她坐同一个位子搞得我也热了。”

“但愿她没发烧。”我接道,没有回头。

我在想我们为何要这样做,答案呼之欲出——为了炫耀。让安德鲁的母亲和我父亲享受到见孙辈的快乐。这是我们的义务。但在那之外,我们想要展示其他什么,比如安德鲁和我是多么发奋努力的儿女,坚持不懈地寻求赞许。似乎在某些时刻我们曾接受过一种难以忘怀又不能消化的讯息——我们还远未令人满意,即便生活中最平庸的成就也没能达到。罗杰当然会传递这样的信号,他就是这类人;但安德鲁的母亲,我自己的母亲和父亲即便这样做也不是故意的。他们只想告诉我们“要当心,好好过。”父亲在我高中时曾取笑我,说我觉得自己太聪明,不可能找到男朋友。他大概过一个星期就忘了,我却从未忘记。安德鲁和我从来不忘事,还会默默不快。

“我希望能有片海滩。”辛西娅说。

“可能是有一片,”安德鲁说,“就在下一个转弯处。”

“根本没有转弯处。”她反驳道,听起来像受了侮辱。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希望柠檬汁不止这点。”

“我挥一挥魔法棒就能再榨一些,”我说,“行吗,辛西娅?你想不想再来点葡萄汁?我到了一片海滩还需要再造一片吗?”

她沉默了,我很快就感到后悔。“可能下一座市镇会有水池的,”我说,看了一眼地图,“在迈尔斯城。不管怎样,我们至少能喝点凉快的。”

“还有多远?”安德鲁问。

“不太远,”我说,“大约三十英里。”

“在迈尔斯城,”辛西娅用念咒的语气说道,“有一个为孩子建的美丽而蔚蓝的游泳池,和一座有着可爱树木的公园。”

安德鲁对我说,“你可能会搞出点事来。”

 

但那里真的有个游泳池,也确实有座公园,虽然和辛西娅幻想里的绿洲不尽相似。棉白杨和杨树这样草原上的稀叶树,枯萎的草坪,池边竖着高高的电线围栏,围栏内侧是一堵还没建成的水泥墙。泳池里既没有欢声笑语也没有水花四溅,我在入口看见一块标牌写着,泳池每天中午12点关门,下午两点才开。那时12点25分。

然而我还是喊道:“有人在吗?”附近应该有人,因为靠近入口处停放着一辆小卡车。卡车的一侧涂着这句话:“用心修理您的下水道”。(我们也用路托-路特的管道维修服务。)

出来了一个泳衣外穿着红色救生服的姑娘。“抱歉,我们关门了。”

“我们正好开车经过。”我解释道。

“我们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关门,标牌上写着。”她正在吃三明治。

“我看见了,”我答道,“但这是我们开了那么久看到的第一个水池,孩子们热疯了。能不能让她们下下水就出来——就五分钟。我们会看着她们的。”

她身后走来一个小伙子,穿着牛仔裤和印着“路托-路特”的汗衫。

我本想说我们是从英属哥伦比亚开到安大略去,可很快意识到美国人对加拿大地名没什么概念。“我们正驾车穿越美国,”我说道,“我们等不及到泳池开放时间了。只是希望两个孩子能降降温。”

辛西娅赤足跑到我身后来。“妈。妈,我的泳衣在哪儿?”然后她感受到大人谈判的严肃气氛,住了嘴。梅格正努力从车里爬出来,她刚醒,上衣卷起、短裤褪下,露出腹部白里透红的皮肤。

“就这两个孩子吗?”那姑娘问。

“就这两个。我们会看好她们的。”

“我不能放任何成年人进去。如果就这两个孩子,我大概能看着她们。我正在吃午饭。”她对辛西娅说,“你想进游泳池吗?”

“是的,拜托了。”辛西娅坚决地说。

梅格低头看着地上。

“就一会儿,因为泳池确实关了。”我说。“非常感谢您。”我对那姑娘说道。

“好吧,我可以在外面吃午饭,如果就这两个的话。”她朝车的方向看去,怕我会从那儿变出更多孩子似的。

我找出辛西娅的泳衣,她带着泳衣去了换衣间。她不允许任何人看见她的裸体,甚至梅格都不行。梅格站在车前座,我给她换了泳装,她的泳装是粉色棉质的,上面有交叉的条纹,缀着纽扣,臀部装饰了一圈褶边。

“她是挺烫的,”我说,“但我觉得没有发烧。”

我喜欢帮梅格穿衣脱衣,她的身体仍没有实在的自主意识,只有温柔的无动于衷,还有奶香气,就像婴儿的身体。辛西娅的身体很久之前就经历删减、重塑和改变,成了辛西娅自己。我们都喜欢拥抱梅格,按揉她,挨蹭她。有时她会皱眉打退我们,但这种直率的自我独立,强烈的局促不安,只使得她更讨人喜欢,更引得我们以亲情的名义折腾逗弄她。

我和安德鲁坐在车里,车窗敞开。我听见收音机的响声,想这一定是这姑娘或她男朋友的。我很渴,离开车想去公园里找个小卖部或饮料售货机。我穿着短裤,腿肚子上湿泞泞的全是汗水,看见公园另一面有饮用水喷泉,正沿着环路走过去,挨着有树荫遮蔽的一边。不从车里下来,没有什么地方是真实的。艳阳照在起泡一般的房屋,人行道,烤焦的草地,我热得有些眩晕,走得缓慢。我注意到一片压碎了的叶子,沙滩鞋跟踩到冰棍棒子嘎吱作响,眯眼瞥见被树卡住了的垃圾箱。长时间驾驶之后,这世界上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重新冒头,你就是这样看待它们的——你认识到它们都是孤立存在,发生在确切的位置,你恰好在那里看见它们,也是个孤立无依的巧合。

孩子们在哪儿?

我转过身走得飞快,不算在跑,冲到水泥墙还没竣工挡住视野的一块围栏边上。我看见了辛西娅,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在水面上挥舞着双手,谨慎地望着泳池尽头我没法看见的某样东西。从她的站姿,谨慎的态度和脸上的表情,我推测她在看救生员和她男友的某种行为。我没看见梅格,但我以为她一定在浅水区玩耍。我的视角看不见泳池最浅和最深的两头。

“辛西娅!”我叫了她两次她才辨认出我的声音从哪里传来,“辛西娅!梅格在哪儿?”

每当我回想起这一幕,我总是觉得辛西娅姿态优雅地转向我,又在水里转了一圈,这让我想起脚尖点地的芭蕾舞演员;她以戏剧演员的姿势伸出双臂。“不——见——了!”

辛西娅天生姿态优雅,她确实上过舞蹈课,所以她的动作可能正如我描述的一般。她确实搜寻罢一圈泳池说了“不见了”,但这种矫揉造作得诡异的言辞和姿势和缺乏紧迫感更可能是我的想象。看不见梅格那瞬间的害怕,我告诉自己她在浅水区时候就存在的不安,肯定使辛西娅的举动在我眼中格外迟缓而不合时宜;而在她产生可怕推测之前说“不见了”的口吻(或许她立刻掩饰住了已经产生的罪恶感?),在我听来极度沉着,沉着得可怕。

我大叫着呼喊安德鲁,救生员出现在视野里。她指着泳池最深的那头说道:“那是什么?”

我刚好看见,那儿出现了一团粉色褶边,像一束鲜花浸在水面之下。一个救生员怎能停下来指指点点,怎能问那是什么,她为何不直接跳进水里游过去?她没有游过去,沿着泳池边沿一路跑去。但那时安德鲁已经越过了围栏。那么多事情似乎都不可思议——辛西娅的行为,救生员的举止——我现在的印象是安德鲁一跃就翻过了大约七英尺高的围栏。他肯定是飞快地爬了上去,紧抓了一把电线。

我跳不过去也没法爬,因此跑到入口处,那儿有一扇锁住的格子大门。大门并不高,我确实翻过去了。我沿着水泥走廊,穿过杀菌洗脚池飞奔,跑到泳池边缘。

这出戏结束了。

安德鲁第一个靠近梅格,把她拉出水面。他只需要伸出手抓住她,因为她某种意义上在游泳,只不过头浸没在水里;她在向泳池边缘游去。现在他把她提了起来,救生员从后面小跑而来。辛西娅已经从水里爬起,跑过来迎接他们。唯一对现场无动于衷的就是那个男友,坐在浅水区那端的长凳上喝奶昔。他朝我微笑,即便危险已经过去,还是能觉出他的冷漠无情。他可能是出于善意。我注意到他只是调低了收音机音量,并没有关掉。

梅格一点也没呛水,她甚至一点也不害怕。头发紧紧黏在头皮上,眼睛却大睁着,闪烁着惊奇的光芒。

“我拿到梳子了,”她说,“不知道水这么深。”

安德鲁说:“她是在游泳!她学会自己游泳了。我看见她的泳衣在水里,然后发现她在游泳。”

“她差点溺水了,”辛西娅说,“不是吗?梅格差点溺水。”

“我不清楚这是怎么发生的,”救生员说,“她上一刻还在这里,下一刻就不见了。”

事实是梅格从浅水区爬出来,沿着泳池边缘跑向深水区。她看见有人掉了一把梳子落在泳池底,蹲下身伸手去捡,完全被水深欺骗了。她从边缘探出身滑进了泳池里,只激起很小的水花,没人发现——无论是正和男友亲吻的救生员还是注视着他们的辛西娅都没发现。一定是我在树下想着“孩子在哪儿?”那个时候,肯定是同一个时候。那一瞬间,梅格满心惊讶,滑落进这清澈蔚蓝却危险莫测的池水里。

“没事的,”我安慰快要哭出声的救生员,“她能游得很快。”(尽管平时我们根本不是这样评价梅格的。我们总说她每件事都要深思熟虑,占用很多时间。)

“你会游泳了,梅格。”辛西娅以祝贺的口气说道。(后来她同我们说了亲吻的事情。)

“我不知道水这么深,”梅格说,“我没有溺水。”

 

我们在一家外卖店吃了午餐,在离高速不远的野餐桌边吃着汉堡薯条。我太激动,忘了给梅格点不加料的汉堡,不得不在她吃之前用塑料勺刮掉酱料和芥末,用纸巾把肉擦干净。我利用那儿的垃圾桶,把车打扫干净。然后我们继续向东行驶,前排的车窗开着。辛西娅和梅格在后座睡着了。

我和安德鲁安静地讨论发生的事情。假设我那时候没有一股突然的冲动要查看孩子的情况会怎么样?假设我们像计划一样到城外买饮料会怎么样?安德鲁是怎么翻过围栏的?是跳过去的还是爬的?(他不记得了。)他怎么能那么快赶到梅格旁边?想想那个没在照看孩子的救生员。再想想辛西娅,全神贯注地看着亲吻的画面,浑然不觉,没看见梅格从水池边掉了下去。

不见了。

但她会游泳。她憋住呼吸,开始游泳。

真是一串幸运的因果链。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都是幸运,但我没法不去设想相反的画面。这时候我们可能在填表格,梅格被带走了,梅格的遗体准备装运。是送去温哥华——我们从没注意过那里是不是有墓地——还是安大略?她今早乱涂乱画的笔迹还在车后座上。这怎么可能在一瞬间发生,人们怎能忍受?她圆润可爱的肩膀,四肢,美丽的棕发,心满意足又讳莫如深的表情,音容笑貌宛然生前。这是最寻常的悲剧。大晴天的中午,一个孩子溺死在游泳池里。事情很快收拾停当。泳池如常在下午两点开门,救生员有点受惊吓,下午放假。她驾驶着路托-路特的卡车和男友一起离开。遗体密封在某种船棺里。镇静药,电话,后续安排。忽然的空白,盲目的颓丧和变动。昏昏沉沉从药效中醒来,一瞬间觉得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想想假如我们没有停车,假如我们没走这条路线,假如他们没允许我们进泳池。大概没有人会知道梳子的事情了。

这种想象毫无意义,不是吗?很是丢脸。把手指按在电线上受一下安全的电击,感受一下被电的触觉,再收回手。我相信安德鲁比我对这种事更有顾忌,此刻他正在试着想些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

在史蒂夫·高利的葬礼上,我远离父母站着,远远观察着他们,并产生了新生的、令人不快的感觉之时,我觉得自己第一次理解了他们的某种态度。这事情至关重要。我开始明白他们是牵涉其中的。他们那高大、僵硬、衣冠楚楚的身躯并非阻挡着我免受突然死亡的袭击,或者各种死亡的可能性。他们对死亡表示同意。看起来就是如此。他们对孩子的死亡表示同意,对我的死亡表示同意,不是根据他们所说所想,而是根据孩子是他们生的这个事实——我是他们生的。他们给了我生命,因此无论他们多么悲痛,无论他们今后如何过下去,我的死亡对他们而言绝不会是不能置信或违背常理的。事实如此,甚至那时候我就明白不能指责他们。

然而我确实指责了他们。我控诉他们的无耻和虚伪。我代表史蒂夫·高利,代表所有的孩子,他们拥有自由成长、过上更好的新生活的权利,而不是陷在已经屈服的成年人的罗网之中,陷在那些性欲和葬礼里。

人们说,史蒂夫·高利溺水而亡是因为他和孤儿相差无几,有到处乱跑的自由。假如他得到足够的警告,有一堆琐事要干,时时被监督,他就不会从一根不坚固的树枝上落进池塘,河边有个完整的砾石坑——他就不会淹死。没人重视他,他很自由,所以他淹死了。他的父亲接受这件事就像接受一件偶然的意外,在狗身上也会发生的意外。他没有能在葬礼上穿的好西装,也不在听悼词的时候低头。但他是我唯一没有指责的成年人。他是唯一没有表示同意的。他不能阻止任何事发生,但同样没有牵涉进任何事;而不像其他人,用不自然的沉重语调念着主的祷词,表现着虔诚和耻辱。

 

在离北达科他州边界线不远的格伦代夫,我们有了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沿州际公路行驶,二是向东北方向去威利斯顿,走16号线,然后沿某几条二级公路回到二号高速。

我们都赞同州际公路更快,在路上不花太多时间,也就是不花太多钱,很有必要。然而还是决定返回二号高速。

“我只是更喜欢这个想法。”我说。

安德鲁说道:“因为这是一开始的计划。”

“我们错过了卡里斯贝尔和哈弗尔。还有‘狼点’。我喜欢这个名字。”

“可以回程的时候再去。”

安德鲁说“回程”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自然,我一直相信我们会回去,开着车,人安然无恙,家庭完整无缺,走过了全部路程,以某种方式处理完了家庭感情和种种矛盾,这么鲁莽地昂首挺胸接受审视。但听见他这么说是种宽慰。

“我想不通的,”安德鲁说,“是你如何得到了暗示。大概是母亲的某种第六感。”

我一定程度上相信这一点,归因于我的第六感。但我又想警告他——警告所有人,千万别指望第六感。

“我想不通的,”我说道,“是你究竟如何翻过了围栏。”

“我也想不通。”

因此我们继续向前,后座那两个信赖着我们,因为她们别无选择,我们自己也相信她们这些孩子先看见了、谴责过我们的缺点之后,会及时地原谅我们;原谅我们的轻率而为,随心所欲,粗心大意,麻木不仁——原谅一切自然而然又独属于我们成年人的错误。


[1] 钱伯斯(1901-1961),曾为美国共产党成员和苏联间谍

[2] 葛罗米柯(1909-1989),苏联驻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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